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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商业地产泡沫很快破灭,在电子商务飞速发展的状态,又有多少品牌店会去在搞地面旗舰店呢?就连上海南京路逛商店的人流都在锐减。
绿色工业革命的结果就是迈向绿色文明时代。其次,从主导产业和技术创新来看,伴随着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技术层面上不断革新;从基要生产函数来看,关键投入要素的组合也在不断变化。
其突出表现为:第一是生态环境发生重大改善,煤炭消耗总量达到历史顶峰,与经济增长脱钩;第二是水资源得到有效保护,水资源消耗总量与经济增长脱钩;第三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率下降,进而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脱钩;第四是耕地面积基本不变,进而耕地新增占用量与经济增长脱钩;第五是生态退化面积下降,包括水土流失面积,沙漠化、石漠化的面积下降,植被破坏面积下降;第六是环境质量全面好转,主要工业和生活污染物排放持续减少至环境自净限度内,形成天蓝、水碧、山青的美好家园。生态环境危机是全球性的,也需要全球合作的集体行动。在这一过程中,研发投入占GDP比重的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可以促使整个产业结构发生根本的转变。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电气时代转向石油、天然气能源,虽然清洁程度相对有所上升,但生产和消费能力的迅速提高,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仍然在持续扩大。绿色革命,就是要发展绿色能源、绿色工业制品、绿色消费等,使基要生产函数与碳排放脱钩,最终实现生态要素资本与经济发展间的全面脱钩。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教授) 进入 胡鞍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绿色革命 。其次,在碳排放脱钩的基础之上,绿色工业革命还需要促使经济增长与生态资本相关要素的全面脱钩,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生态环境资源等等。技术转让方式是我国与跨国企业合作的重要方式,促进了知识扩散和技术溢出,从而达到获取先进技术的溢出效应。
例如2011年美国著名的户外运动品牌Coleman停止将其便携式冷藏箱外包给中国企业生产,转而在美国堪萨斯州建厂。而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产出方面追赶发达国家的速度将较第一个十年显著放慢。除了继续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制造业智能化,加快推进制造业绿色化发展。20世纪初以来,美国曾经长期占有世界制造业的最大份额,到了20世纪50年代前后,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曾经高达50%左右。
美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资本输出地,但随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有序推进,美国的资本和技术流出将逐渐逆转,可能由海外直接投资净输出国转变为净输入国,这不仅会导致美国资本回流,而且其种种优势和巨大的市场还会吸引全球资本,使得中国吸引全球制造业资本趋缓。从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的比较优势来看,相对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美国制造业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并不具备优势。
目前我国的制造业产能以低端、高能耗为主,在技术含量、产品附加值等方面不具有优势。一旦美国制造业回流引发高端制造业出现逆转移,很可能加剧我国产业结构的失衡。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因此深陷债务泥潭的欧洲同样认识到再工业化的战略意义,欧盟正在通过加速低碳产业、信息产业等产业发展,加强欧盟工业的研发创新投入,积极推出各类促进工业企业发展政策三大方面重塑工业实体经济。
美国不惜重金确保这一竞争优势的实现,虽然美国财政捉襟见肘,经济基本面难有大起色,但政府研发预算并未减少,2011年美国研发投入甚至占到了全球份额的33%左右。二战后,从美国迅速转向日本。目前,美国已经正式启动高端制造计划,积极在纳米技术、高端电池、能源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加强攻关,这将推动美国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集群发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所谓去工业化可以理解为近20年来,欧美国家工业(或制造业)占整体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一趋势除了体现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外,还受到20世纪90年代所谓知识经济的兴起的影响,欧美国家认为,竞争力主要依赖于服务业、金融业等非制造产业,欧美发达国家纷纷出现了制造业空心化趋势。
随着推动新工业革命先导技术的产业化进入快速发展期,高成本国家通过更灵活、更经济的新制造装备生产更具个性化的、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未来在制造领域的实力对比将重新向发达国家倾斜。这会影响到全球产业的地域布局,进而导致全球产业格局出现大重组。
美国银行柜员机(ATM)巨头NCR公司将部分ATM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到美国,等等。美欧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后,凭借技术、标准、专利、知识产权的先发优势和领先地位,可能对我国形成所谓的技术封锁,对我国产业升级形成迟滞作用。
2008年的金融危机几乎摧毁了美国几十年来的发展模式,以透支消费、信贷扩张和房地产市场繁荣为支点的美国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中国正处于一个决定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十字路口。加快拓展制造业价值链,强化设计和销售环节。大约10年前,美国开始外包器械、计算机等占美国制造业相当比例的诸多产品。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最新研究结果显示,随着美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日益显现,美国本土制造业将迎来一次新的发展机遇。美国再工业化的目标是增加出口、平衡贸易,恢复制造业竞争力。
2012年财政年度美国再次增加了国家科学基金、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实验室等重要科学部门预算,开发先进制造技术,并启动先进制造技术公会项目,该项目旨在采用公私合作伙伴方式来增加制造业研发投资,缩短从创新到投放市场的周期,以尽快抢占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高端产业和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中国盈利模式实现重大转型以及产业实现升级已经不能再是喊喊口号了,此时此刻,中国借此快马加鞭、加速转型,已经刻不容缓。
但从性质来看,当前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绝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超出了再工业化的范畴,向新的产业革命迈进。整体上看,我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还较低,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较弱,工业劳动率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还较大,工业企业平均规模还较小,可持续发展能力还较差,许多传统产业还存在着贫困化增长的现象:2008年到2010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速为9.9%,经济增长总量中2/3以上为资本积累的贡献。
美国需要改变过去那种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建立新的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资本产出率为3.79,到了2000年至2007年已增加到4.25,再到2008年至2009年则上升到4.89,资本的扩大对生产率增长产生了挤出效应。
事实上,产业革命决定经济发展的未来,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律。因此,美国深知只有通过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带动新一轮产业周期,奥巴马不仅将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转型手段,更是作为应对经济危机、拉动国内就业、促进节能减排的重要途径。当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回归实体,实现再工业化都成为一种大的趋势。在每一个时期,产业转移速度都有所加快。
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主要是对制造业产业链的重构,重点是对高附加值环节的再造。因此,制造业产业从日本向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转移,然后向东盟四国的转移,直至最近向中国和越南的转移,在速度上均快于日本的赤松和美国的格申克龙在1962年著作中所描述的、以雁阵模型方式转移的速度。
另一方面,国际产业可能出现逆转移对中国制造造成冲击和不利影响。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较低,约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
詹姆斯·米勒在回顾美国产业演进和1973年产业衰退的基础上,指出,再工业化作为一种积极的产业政策选择,是通过市场机制来推动产业调整和升级的,以提升美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受此影响,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的份额日趋下降,1990年下降至21.5%,到2009年跌破20%,2010年所占份额为19.4%,略低于中国的19.8%,,从而丧失了百年来世界制造业产值头号大国的地位。
(本文刊载于《社会观察》2013年第2期) 进入专题: 再工业化 。罗伊·罗斯维尔和威特·杰格维尔德把再工业化定义为产业结构的转型,主要是加速固定资产更新换代,提升产业附加价值。目前,发达国家在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术和新一代信息技术方面仍占据显著优势,例如美国在页岩油气开采技术、快速成型制造技术、复杂触摸屏技术等领域明显处于领先地位。面对这场大变局,中国制造传统的盈利模式受到挑战,中国制造是赶超还是旁落,中国如果构筑新的比较优势将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的未来。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过去两年制造业开始出现积极发展势头,制造业就业岗位增加了40万,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部门首次出现持续性就业增长。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的近千家外资研发机构中,由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建立的就有300家左右。
现在,这种情况正在改变。此外,奥巴马政府还积极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比如,先进制造技术、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技术,信息等新兴产业,从而重新拥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工业体系
一方面是低价征地,高价拍卖出让,多数失地农民难以得到合理补偿。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在改革财税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方面有重大的改革步骤。